與此同時，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截至2022年，發展中國家的外債存量達到11.4萬億美元，同十年前相比增長了一倍。發展中國國家，特別是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債務還本付息壓力沉重。

由于疫情沖擊，發展中國國家的債務形勢進一步惡化。聯合國《2022年可持續發展融資報告——彌合融資鴻溝》指出，平均而言，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需要將其財政收入的14%用于償付債務利息，這一比例幾乎是發達國家（3.5%）的4倍。在全球范圍內，由于疫情，許多發展中國家被迫削減本該用于教育、基礎設施等領域的預算。

2020年，G20提出了“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自2020年5月到2021年12月，債權國已經暫停了48個低收入國家共計129億美元的外債償付，其中中國的貢獻最大。隨后，G20又提出《緩債倡議后續債務處理共同框架》，以幫助這些國家重組債務和解決違約或久拖不決的流動性問題。

中國對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貸款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迅速增長，現在中國已遠遠超過巴黎俱樂部成員國的貸款規模，成為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第一大債權人。

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正在重蹈西方投資者上世紀70年代的覆轍，把很多投資浪費在無法帶來任何經濟效益的“白象項目”上，如無人使用的港口等。另一種觀點指出，相比傳統債權人，中國貸款對債務國償債能力考慮得較少，會損害債務國的經濟增長前景和債務可持續性。還有觀點認為，中國貸款模式由政府和國有銀行主導，存在條款不透明、過于商業化、項目管理不規范等問題。西方一些政客甚至把中國貸款看作一種“債務陷阱”，是迫使債務國在無法償債時做出不公平讓步的外交手段。

事實上，中國貸款更有利于債務國經濟增長，并且在促進工業發展等方面有突出優勢。中國的貸款可以使債務國人均GDP增速提高0.6-1個百分點，而美國和國際開發協會貸款的增長促進效應不顯著，世界銀行貸款甚至會帶來近1個百分點的負面經濟影響。

中國可以為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大規模、成本可控，且可持續的資金支持。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在基礎設施領域具有比較優勢，不僅可以高效率、低成本、高質量地完成項目建設，而且可以通過屬地化經營來帶動當地就業和人力資本提升，并促進技術轉移。“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的政府間合作，為有關項目的成功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并通過更大范圍的互聯互通，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更多機遇。

針對國外對中國和低收入發展中債務國之間“債務條件不透明”的質疑，首先，我們主張成立債權人委員會，在“一國一策”原則基礎上，債權人委員會可以成為合理、方便的債務談判及后續債務處置管理機構，以提高談判效率和談判結果執行效率。其次，多種債務處理形式可以結合起來，允許債權人采取兼顧債務國實際情況的多種債務處理形式。一方面，可以采取緩債、減債、減息、免息和展期等傳統方式減輕債務國負擔。另一方面，也可以靈活多樣地考慮以增發債券、債券置換貸款的債務處置新思路，為債務國提供新的流動性，為可持續發展提供新動能。

責編 | 宋平 辛欣

編輯 | 張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