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年來,金磚峰會越來越關注數字議題,金磚數字經濟合作也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由于各國互信不足、發展戰略存在差異等原因,金磚數字經濟合作層次仍不高。為克服種種障礙和限制,各國應采取有針對性的舉措,揚長避短,凝聚新共識,擴大利益交集,增進戰略互信,促推金磚數字經濟合作行穩致遠。
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五次會晤日前在南非舉行,本屆峰會的主題是“金磚國家與非洲:促進加速增長、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多邊主義的伙伴關系”。南非峰會的召開,推動國際議程重新聚焦“發展”,讓國際社會回歸真正的多邊主義,并正式開啟金磚擴員進程,將為金磚數字經濟合作提供新機遇。
金磚合作的政治基礎仍然堅實,金磚合作是建立在平等協商、互利共贏、包容互鑒、共同發展等新型合作理念與新型國際關系的基礎上的,并不針對第三方,而是聚焦經濟領域的互利合作。現有的金磚五國都是新興發展中國家和非西方大國,都希望改革不平等、不合理的現行國際秩序,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數字經濟是近年來每屆峰會必談的議題。金磚國家數字經濟合作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早期萌芽階段(2009-2014年)。當時并無“數字經濟”的明確提法,但信息通訊、互聯網經濟和電子商務等相關議題已經成為熱點。
正式啟動階段(2015-2017年)。2015年,金磚國家莫斯科峰會首次將數字經濟發展問題納入議程,首次召開通信部長會議,并決定成立金磚國家信息通信技術合作工作組。此后還成立電子商務工作組,制定金磚電子商務合作框架,推動實施金磚電子商務合作倡議。金磚數字經濟合作逐步開啟。
加速加深階段(2018年-今)。2018年金磚南非峰會提出構建“新工業革命伙伴關系”(PartNIR),并打造新平臺,促進各國在數字經濟建設的知識與經驗交流。2019年,金磚峰會推動設立數字金磚工作組。2020年金磚國家制定《金磚經濟伙伴關系戰略2025》,明確將數字經濟合作列為金磚國家經濟伙伴關系的三大支柱之一。2022年推出《金磚國家數字經濟伙伴關系框架》《金磚國家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合作倡議》等,將金磚數字經濟合作推向深處,包括港口數字化、數字基礎設施、中小微企業能力等,開啟了金磚國家數字經濟合作新進程。
經過十余年發展,金磚數字經濟合作收獲了豐碩成果,投資合作加深。中國電商企業阿里速賣通在俄羅斯電商市場的份額達25.8%;俄最大電商企業Ozon與中國郵政深度合作,共同打造中俄跨境電商物流體系。2021年以來,中俄兩國簽署數字經濟領域投資合作備忘錄,推動中俄數字經濟研究中心等項目落地。此外,金磚國家在基礎設施、產供鏈、技術研發、中小企業、數字金融等方面的合作也在蓬勃推進。
經驗表明,國際機制一旦成型,就會產生“慣性”,推動合作向前發展。目前,金磚合作機制已經搭建成型,在各領域的合作取得良好開端,這本身會帶來合作的“累積效應”和“溢出效應”,產生新的合作增量。金磚五國數字經濟發展快速,市場潛力巨大,為進一步合作提供充足的空間。金磚國家經濟與人口規模龐大,網民規模超過全球四成;數字資源豐富,2022年僅中國的數據產量、數據存儲量就分別達8.1ZB與724.5EB,全球占比分別達10.5%和14.4%。另外,金磚開啟擴員進程,也將為數字經濟合作打開新空間。
由于多種因素影響,金磚數字經濟合作仍處于較低級階段。隨著合作進一步深入,一些“硬約束”逐步顯露:
目前全球數字經濟占GDP的平均比重約為44%,數字貿易占全球商品貿易、服務貿易總額平均約64%和13%,而金磚國家均未達到全球平均水平。即使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中國,數字經濟占經濟比重也僅約40%左右。
美歐發達國家的數字經濟合作,總體上已從互聯網、電子商務等“第一代”合作,過渡到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源代碼開放、數字安全保護等“第二代”合作。相比之下,金磚合作總體尚未跨越第一代的政策合作,甚至在無紙通關、電子單據、認證互電子支付等電商規則上尚存分歧。合作層級不提升,金磚國家數字經濟合作也難上一臺階。
金磚國家在歷史文化、政治制度、法律體系、經濟模式等存在很大不同,各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戰略、治理理念、政策重心、開放水平不一,越來越成為影響金磚合作的重要阻礙。更主要的是,部分國家,如印度,近年來經濟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強調“印度優先”“印度數據為印度服務”,甚至對在印投資的中國科技企業、數字產品進行“無底線”打壓,嚴重破壞了合作氛圍。
與貿易、投資等領域相比,數字經濟關乎發展與安全利益,總體較為敏感,各國必須有較高水平的政治互信,才有動力推進該領域的深度合作。在這方面,金磚各國間的政治互信恰恰成為短板。近年來,中國綜合國力快速發展,使得部分成員國對華“戰略猜忌”攀升。同時美西方對金磚國家極力拉攏分化,客觀上加大金磚國家的“離心率”。尤其是印度,為對沖中國的影響,明顯加大了迎合美西方、對抗中國的力度,不利于金磚團結合作。
盡管金磚數字經濟合作當前存在種種障礙和限制,但并非不可控和壓倒一切的。與G7相比,金磚是年輕的新型國際機制,出現上述種種缺陷并不奇怪,屬于“成長的煩惱”。對此,應正視困難,并采取有針對性的舉措,揚長避短,促推金磚數字經濟合作行穩致遠。
一是凝聚新共識,重塑合作之基。與十多年前相比,金磚國家的內外環境已發生巨變。當前,國際秩序正在裂解,全球和平面臨威脅,可持續發展議程岌岌可危。現有的霸權國家美國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意愿與能力萎縮,而普通發展中國家則無力提供解決方案。這反而是金磚國家的歷史性機遇。應將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同其他各國的全球治理理念與訴求對接,擴大共識,為金磚“再出發”提供新動力。
二是找準突破口,擴大利益交集。金磚各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政策偏好、戰略重心等互不相同,但也在多方面存在利益交叉重疊和相互需求之處。因此,應打破當前合作“倡議多,落實難”的僵局,在基礎設施、科技研發、產業轉型等各國共同關注的領域,投入實質資源,打造一批務實合作“樣板”,以此為突破,拉升整體合作水平。
三是突破“壞循環”,增進戰略互信。面對政治互信的流失,金磚各國需要展現政治勇氣、決心和智慧,克服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誘惑或脅迫,擱置爭議,求同存異,通過更多更大更新的數字經濟合作,稀釋和破解當前分歧,從而跳出“矛盾——互信下降——矛盾加深”的循環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