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報告通過廣泛采集征詢專家學者意見，基于權威文獻資料梳理，由媒體聯合科研機構進行共同研究，以期以調研報告形式客觀反映中國抗擊疫情的做法和舉措。受水平和時間限制，研究不夠深入全面系統，特別是隨著疫情形勢變化和抗疫工作取得新的進展，尚需不斷更新充實完善。作為較早總結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實踐的一種嘗試，望能起到“拋磚引玉”之效，以尊重科學、遵從規律、尊崇實踐的精神，不斷總結好人類戰勝重大傳染性疾病的經驗。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實踐》聯合課題組
2020年4月21日
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領導、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領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打響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以“準戰時”的領導指揮體系和因時因勢制定的戰略策略，為中國抗擊疫情提供了堅強領導、根本遵循和科學指引。
中國堅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把公眾知情作為構建政府與公眾之間良性溝通互動和形成強大共識的重要前提，公眾基于社會責任感和對政府的信任感積極參與抗擊疫情，形成“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局面。靈活人性化社會管控以及以傳統隔離方式為主的非醫療干預成為遏制疫情蔓延的關鍵因素；以流行病學調查為核心的排查、檢測和監測，成為切斷病毒傳播鏈條和對患者實施及時救治的關鍵環節；以分級設置醫院和按病情分類分流救治輕、中、重癥患者，堅持中西醫結合，大幅度降低了感染率、病亡率，提升了治愈率。同時，發揮制度優勢，在全國范圍內高效配置資源，打響后勤保障戰，舉全國之力打贏“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取得了疫情防控階段性重要成效。中國從國情實際出發，邊實踐邊總結邊完善，努力在控制疫情和救治病患等方面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國實踐”和“中國方法”。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實踐
新冠肺炎疫情這一近百年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后，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采取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舉措，以巨大勇氣和強大力量，堅決阻斷全國本土疫情傳播，取得了疫情防控階段性重要成效。如何有效應對百年不遇的全球大流行疫情，目前仍是有待國際社會共同破解的世界難題，中國從國情實際出發，遵循傳染病防控客觀規律，邊實踐邊總結邊完善，并不斷應對新的挑戰，努力在控制疫情和救治病患等方面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國實踐”和“中國方法”。
中國日報社中國觀察智庫，在采訪征詢60余位公共衛生專家和中外學者意見基礎上，聯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北京協和醫學院衛生健康管理政策學院共同研究，初步梳理總結中國抗擊疫情的經驗和做法，形成本報告。
一、社會共識和全民動員
應對新冠肺炎這樣的重大疫情，及早在全社會形成正確認知和推動公民自覺行動至關重要。一方面，堅持實事求是，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及時發布疫情信息，向公眾提供持續、清晰、重要的信息，讓人民群眾及時全面了解政府應對疫情的方針政策和戰略舉措，把“公眾充分知情”作為構建政府與公眾之間良性溝通互動和形成強大社會共識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公眾基于社會責任感和對政府的信任感，積極投入到對疫情的全民抗擊之中，形成“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人民戰爭”局面。緊緊依靠人民，是中國抗擊疫情的重要經驗。
1、及時全面公開透明發布疫情信息
——建立日常新聞發布機制，第一時間公布疫情信息。在兩個多月時間中，國務院新聞辦、相關部門以國務院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名義及疫情最嚴重的湖北省，共舉行近200場發布會，此外北京市等其他省區市也召開當地的新聞發布會數百場。這些現場直播的發布會全面通報疫情及抗疫工作最新進展，充分回應國內外輿論關切。
——啟動疫情數據日報制度，及時全面提供精準分類信息。國家衛健委在官方網站等政務平臺每日通報前一日各地新增確診病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當日解除醫學觀察的密切接觸者、新增重癥病例、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隔離治療、重癥病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累計治愈出院、累計死亡病例、現有疑似病例、累計追蹤到密切接觸者、尚在醫學觀察的密切接觸者和后期增加發布的無癥狀感染者相關情況，以及累計收到港澳臺地區通報確診病例等各種相關數據。
——堅持對歷史負責，依法適時訂正病例數據。在疫情得到控制后，為確保信息公開透明、數據準確，針對疫情早期因收治能力不足患者在家中病亡、信息登記不全等原因，客觀上存在遲報、漏報、重報、誤報現象，根據相關法律規定，組織涉疫大數據與流行病學調查，武漢市對確診和病死病例進行訂正，其中確診病例的死亡數核增1290例，累計為3869例。
——創新使用和實時更新“疫情地圖”，通告應急響應信息。各地利用大數據技術公布的“疫情地圖”，通過社區名稱、地址和位置，標明疫情傳播具體地點、距離、人數等，并視情況不斷調整應急響應和防控警報機制，及時公布交通管制等措施，以便于公眾更有效防范傳染，遏制病毒擴散。
2、普及防控科學知識
——充分發揮“意見領袖”的輿論影響力，增強全社會的科學防治意識。組織科學家和科研機構在扎實研究基礎上，通過各類發布會、接受媒體采訪和互聯網不斷發布科學防治的權威觀點和專業意見建議，提高公眾科學認知水平，指導科學防治，倡導科學消殺，特別是推動全面普及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風等最簡單、最有效的大眾防護措施，大力提升公眾自我防護能力。
——發布操作性強的“防控指南”，有針對性地對公眾進行具體指導。國家衛健委發布通用、旅行、家庭、公共場所、公共交通工具、居家醫學觀察等6份公眾預防指南，以及專門針對農村地區的《農村居民防控新冠肺炎問答手冊》；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公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公眾防護指南》，從個人與家庭防護、居家醫學觀察、理性就醫、心理疏導等方面解疑釋惑，讓公眾有效掌握防護技巧和防護手段。
——及時開展心理干預，引導民眾正確面對。國家衛健委發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緊急心理危機干預指導原則》，實施分類干預；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印發《關于設立應對疫情心理援助熱線的通知》，各地在原有心理援助熱線基礎上設立應對疫情心理援助熱線；高校開通疫情心理支持熱線和網絡輔導服務，互聯網醫院及相關企業、機構提供網絡在線、電話熱線等社會心理服務。
3、主流媒體加強輿論引導提供輿論支持
——新聞媒體深入宣傳黨中央重大方針決策部署，充分體現黨中央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決心和信心。同時，充分報道各地區各部門聯防聯控措施成效，讓民眾始終了解黨和政府正在做什么、還要做什么，充分反映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抗擊疫情特別是一線醫務人員、社區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公安干警和“下沉干部”的生動事跡，凝聚抗擊疫情的精神力量，努力推動形成全國上下全面動員、全面部署、全面加強疫情防控的局面。
——大眾傳播和網絡媒體加強針對性引導，著力化解民眾存在的焦慮、恐懼心理。除多層次高密度發布權威信息，全面反映抗疫救援、物資保障、疫苗研制、社會捐助等公眾關心的重大問題，也正視存在的問題，不回避矛盾，通過輿論監督推動問題解決；在各類平臺上設立專區解讀疫情、分析數據、研判趨勢并及時辟謠，以可信事實和翔實數據澄清是非，引導公眾正確理性看待疫情，增強自我防范意識，依法行動、依法行事。
4、全民參與形成社會合力
——人民群眾積極響應配合政府的防控部署與號召，較快形成“全民參與、群防群控”的有利局面。基于對防疫形勢的理解和集體主義精神的民族文化價值，結合2003年抗擊SARS的經歷，人民群眾以切身感受和實際行動自覺推動形成包括政府機構、企業、社會組織、基層社區、志愿者群體以及家庭和個人為一體的全民抗疫大局。
——公民高度自律并自覺作出自我犧牲，使社會防控部署措施得以全面順利落實。無論是重點地區的長時間“封城”、全國普遍施行的社區準入管理還是全民居家隔離、特定情況下的“14天”自我隔離，以及家庭和個人衛生習慣、社會交往限制，都得到全體民眾的嚴格執行，為有效降低病毒傳染率奠定了強大的社會基礎。
——社區建設體現重要作用，“網格化管理”是遏制疫情擴散的關鍵因素。社區網絡作為一種“兜底”的社會管理機制，全國400萬名城鄉社區工作人員在志愿者配合下，對65萬個城鄉社區深入走訪，宣講防疫知識，進行心理疏導、收接快遞、代購生活必需品等工作，實現了疫情防控“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確保排查救治“一戶不漏、一人不落”，使消毒消殺和環境整治“不留死角、沒有縫隙”，同時讓對人民群眾的支持保障服務直接進入數億家庭。
二、社會隔離和交通管控
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人口流動社會。在沒有疫苗和特效藥的情況下，以傳統隔離方式為主的非醫療干預是阻斷重大疫情蔓延的最基本和最有效手段。面對新冠疫情的暴發，中國實施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公共衛生應對舉措，“上游堵截”，切斷疫情嚴重地區的傳染源；其他區域進行“全面防控”。超常規的社會隔離措施和靈活、人性化的社會管控，阻斷了病毒的大面積擴散，成為遏制疫情在全國蔓延的最關鍵因素。
1、“重災區”實施“封城”和“停運”
——對離漢離鄂通道實施封閉和管控，最大限度切斷病毒傳播途徑。暫停武漢及湖北多地輪渡、長途客運、機場、火車站運營，全國暫停入漢道路水路客運班線發班。在高速公路收費站口、國省市縣村道口建立交通管控卡口1501個，其中武漢市51個，其他市州1450個，阻斷病毒向全國以及省內衛生基礎設施薄弱的農村地區擴散。從1月23日開始對武漢這座有1100萬常住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實施歷時76天“封城”。
——武漢市及湖北省多地暫停市內公共交通，有效遏制病毒傳染面源。武漢全市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車暫停運營，除抗疫車輛、運輸生活必需品車輛以及消防、搶險、環衛、警車等特種車輛外，其他車輛一律禁止通行，湖北其他地區也實現疫情防控和交通保障統籌兼顧，大幅減少市內人員流動和由此可能產生的病毒傳播。
2、非疫情嚴重地區實施分級交通管制
——對湖北以外地區實施差異化交通管控，防止湖北省疫情外溢蔓延。湖北周邊省份筑牢環鄂交通管控“隔離帶”，防止重災區疫情向周邊傳播。全國其他地區根據轄區內低風險、中風險、高風險縣（市、區、旗）名單，實行分區分級精準防控，對道路客運、城市公共交通（含城市軌道交通）和出租汽車（含網約車）等城鄉道路運輸服務進行動態管控。
3、以多種手段避免人員聚集和交叉感染
——關閉娛樂休閑性公共場所，加強公共服務設施防控。關閉影院、劇院、網吧以及健身房等場所，對車站、機場、碼頭、農貿市場、商場、超市、餐館、酒店、賓館等必須開放的公共服務類場所，以及汽車、火車、飛機等密閉交通工具，落實環境衛生整治、消毒、通風、“進出檢”、限流等措施，進入人員必須測體溫、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
——推行在家辦公，實行遠程教學。取消或延緩各種公眾聚集性活動，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落實用工單位防控，按照“少接觸、少聚集”原則，采取線上辦公、錯峰上班、輪流到崗等彈性工作方式；各地根據疫情實際推遲開學時間，暫停培訓機構所有線下課程，以線上教學替代課堂教學，有效控制全國總計3億在校人員的流動和聚集。
4、 把社區隔離作為阻斷病毒的基礎性防線
——普遍實行社區封閉式管理，消除防疫死角和盲區。社區連接千家萬戶和所有居民，是切斷病毒傳播的“第一層面”和“最后一公里”。湖北武漢采取社區硬性隔離，全面實施24小時封閉管理，除就醫和防疫相關活動外，一律禁止出入，由社區承擔居民生活保障工作。全國各地對城市社區、農村村落均實施封閉式管理，設立檢查登記制度，進出人員雙向測體溫。對監管場所、養老機構、福利院、精神衛生醫療機構等特殊場所，實行重點防控，杜絕輸入性疫情。
——全民居家，自覺落實隔離要求。人民群眾積極響應落實各級政府關于社會隔離的部署安排，除按各地不同要求，實行規定時間的居家隔離、在家辦公學習等，還普遍嚴格執行跨地區旅行后的14天居家隔離政策，隔離期結束后仍減少一切不必要的外出，為斬斷病毒傳染鏈做出重要貢獻。
三、排查檢測和動態監測
基于病毒“人傳人”的傳染病規律認識，以流行病學調查為核心的排查、檢測和監測，對切斷病毒傳播鏈條和對患者實施及時救治，是一個關鍵環節。中國高度重視“源頭防控”，實行“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和“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隔盡隔、應治盡治”的疫情防治方針，把“早發現、早報告”和“應檢盡檢、應隔盡隔”作為首要，對降低傳染率、病亡率起到重要作用。
1、以社區為單位全面排查
——武漢展開兩輪集中拉網式排查，以“不落一戶、不漏一人”標準實現“存量清零”。針對疫情80%以上為社區傳播的問題，出動8萬余名干群，通過入戶、電話、網絡等手段，對全市400多萬戶居民，進行“清底大排查”，排查出所有確診和疑似患者及密切接觸者，從而確保沒有新的潛在感染源發生。
——普遍實行“群防群控”，在全國范圍展開摸排工作。各省區市以社區網格為基礎單元，采取上門排查與自查自報相結合的方式展開地毯式排查。對確診患者、疑似患者、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發熱患者和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以及從重點疫情地區返回人員進行登記匯總，除對患者及時送醫救治，對發熱人員和與患者密切接觸人員分別安排在定點醫院和經征用作為定點隔離點的酒店、旅館等處隔離，后期對入境人員全部實行集中隔離觀察。
2、提高檢測水平
——在增強試劑盒供應能力基礎上，確保“應檢盡檢”、“即收即檢”。檢測產品生產企業提高產能，在最短時間內扭轉試劑盒供不應求局面。同時擴充檢測機構，允許具備“二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和能夠進行“反轉錄-聚合酶鏈式反應（反轉錄-PCR）”條件的三甲醫院、疾控中心和專業檢測機構進行核酸檢測，實現疑似病例全面檢測。湖北武漢日檢測量由最初的300人份提升到2萬人份以上，提供7×24小時不間斷檢測服務。
——縮短檢測周期，確保檢測質量。針對核酸檢測慢導致診斷難、收治難的問題，優化檢測流程，下放檢測權和確診權，除聚集性病例外的大部分病例無需再送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進行復核，縮短確診病例的報告結果時間，檢測周期從之前的6天縮短到4至6小時以及后來更短的時間，并日清日結。同時，各地以高標準加快核酸檢測實驗室建設，加強對一線檢測人員和管理人員的專業培訓，建立健全質量控制體系，全面提升檢測能力和水平，確保檢測精準度和檢測報告的有效性。針對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學特征的情況，增加“臨床診斷病例”，以使患者及早按確診病例相關要求接受治療，進一步提高了救治成功率，降低了病亡率。
3、建立動態管理體系
——分區域施策，增強排查防控針對性。全國推行分區分級精準施策防控策略，以縣域為單位，依據人口、發病情況綜合研判，劃分低、中、高疫情風險等級。低風險區嚴防輸入，適時恢復生產生活秩序；中風險區外防輸入、內防擴散，有序復工復產；高風險區內防擴散、外防輸出，集中精力抓疫情防控。
——階段性調整防控重點，及時應對新挑戰。隨著疫情形勢變化，將防控重點調整為“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實行“第一入境點”機制，組織民航、海關、公安、衛健、外事、邊檢、機場等部門聯勤聯動，從源頭上切斷輸入性病例。隨著無癥狀感染者增多，決定對發現的無癥狀感染者采取14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連續兩次標本核酸檢測陰性方可解除隔離。
——推出“健康碼”模式，確保“綠色出行”。個人通過政府服務網絡平臺在手機上下載“健康碼”，作為出行、復工復產復學、日常生活及出入公共場所的憑證，根據“健康碼”綠黃紅三種顏色進行管控通行和分類處置，實現疫情管控數據的精準采集和統計分析，根據人員流動，實現分區分級的精準識別、精準施策和精準防控，讓安全風險“透明化”，公眾出行更放心。
4、深入進行流調工作
——組建流行病學調查團隊，精準追蹤和切斷病毒傳播途徑。依托大數據和信息化系統，提高流調精準度和效率，把對密切接觸者的追蹤作為一個重要環節，實現病例發現早、快、全，對無癥狀感染者和密切接觸者進行醫學觀察，降低感染風險。在疫情高峰期，武漢組建5人一組的1800個流調小組，全面調查確診和密切接觸者軌跡，開展傳染源的溯源排查。
——根據不同階段情況，針對重點人群和區域深入進行流調。把各級各類醫療機構和社區、家庭發現的確診病例、疑似病例和無癥狀感染者及聚集性疫情，企業復工復產、學校和托幼機構復學復園過程中發現的異常情況，養老機構、殘障人員福利機構、監管場所等發生的異常情況，以及后期入境人員中的確診病例、疑似病例、有發熱癥狀的人群以及密切接觸者，作為流調重點，進行深入摸排。
——因應新需要，不斷充實流調內容。加強針對無癥狀感染者的流調，防范疫情反彈。組織在武漢市、湖北省和其他部分省份，開展側重點不同的無癥狀感染流行病學調查，在24小時內完成所發現無癥狀感染者的流調，對無癥狀感染者的傳染性進行科學評估，并公開調查結果；后期，啟動血清流行病學調查，為提高防控水平提供科學依據。
5、甄別四類人員進行分類處理
按照“四集中”原則和“四應四盡”要求，對四類人員進行集中隔離和收治。
——確診患者分級早收治。對于確診的患者、重癥患者送定點醫院入院治療，輕癥患者無法全部進入定點醫院治療的，安排到指定區域（包括“方艙醫院”）進行隔離治療。
——疑似患者分類治療和集中隔離觀察。對于疑似的患者，重癥患者入院治療，輕癥患者無法入院隔離的到指定地點進行隔離。檢測結果為“雙陰”，但臨床癥狀符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的患者，仍按照疑似患者進行管理。
——發熱患者集中隔離觀察。對于無法明確排除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可能的發熱患者，參照疑似患者進行集中隔離觀察，但與疑似患者分開隔離，防止交叉感染。
——密切接觸者集中隔離觀察。對于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因一些病毒攜帶者雖然不發病但仍具有傳染性，一些病例在尚無癥狀的潛伏期就已具有傳染性，所以，已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參照發熱病人實行集中隔離觀察。
四、診療方案和救治能力
疫情驟然集中暴發導致醫療資源嚴重擠兌，患者不能得到及時救治，不僅導致病毒擴散也直接造成高病亡率，這是抗擊疫情初期的最大挑戰。按照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把醫療救治工作擺在第一位”的要求，中國在抗擊疫情一開始就“把救治作為重中之重”，堅持“生命至上”，特別是明確了“應收盡收”、“早診早治”、“集中收治”和“中西醫結合”的方針，分級設置醫院和按病情分級分類分流救治輕、中、重癥患者，同時實施免費治療解除患者后顧之憂，避免因看不起病而導致病重病亡和擴大傳染源，大幅度降低感染率、病亡率，提升治愈率。
1、確立控制傳染源與提高救治面相統一雙重目標
——“集中收治”與“床位擴容”相結合，使起初無法就醫患者全部收治。在疫情重災區武漢，一方面，參照抗擊SARS疫情北京建造“小湯山醫院”的模式，以短短10天左右時間先后完成“火神山”、“雷神山”兩座各可容納1000多張床位的傳染病專科醫院建設并投入使用，陸續新建一批“方艙醫院”，改擴建一批定點醫院，改造一批綜合醫院，短期內新增床位10多萬張，實現了“人等床”到“床等人”的重大轉變，在短時間內解決了大規模收治難題。另一方面，從全國抽調近200輛負壓救護車，集中力量組成轉運隊，較快實現新增病例收治日清日結，從而使原來往返于社區和醫院而無法有效就醫的大量感染者從“居家隔離”轉為“集中收治”，既有效剪除了社區傳播這個最大的傳染途徑，也極大地提高了救治率。
——區分輕重癥患者，構建由“方艙醫院”和“定點醫院”構成的分級分類分流救治體系。針對前期輕重癥混治的問題，實行關口前移、分類救治。首先，指定定點醫院集中救治重癥危重癥患者。武漢市共指定46家定點收治醫院，增配人工膜肺、呼吸機等設備，改造供氧管道，提升救治能力，降低病亡率。同時，以依托會展中心、體育館等設施改建形成的“方艙醫院”收治輕癥患者，實現大規模隔離救治，在武漢由一共15座“方艙醫院”收治的這類患者約占當地新冠肺炎患者的四分之一以上，計1.2萬余名。作為應對重大傳染病的重要創新模式，“方艙醫院”將早期居家隔離的輕癥患者進行統一集中收治隔離，使“應收盡收”原則變成現實，最大限度減少或杜絕了更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2、完善治療方案，優化治療手段
——加強精細管理，優化治療方案。根據癥狀輕重采取個性化治療方案。建立“院士團隊巡查制度”，定期組織院士專家團隊對武漢市定點醫院重癥患者救治進行巡診，評估患者病情和治療方案。輕癥患者統一集中收治到方艙醫院，明確抗病毒、吸氧、中醫中藥等綜合治療措施，防止輕癥轉重癥;針對超過80%的重癥患者合并嚴重基礎性疾病情況，實行“一人一策”， 建立感染、呼吸、重癥、心臟、腎臟等多學科會診制度，并制定重癥、危重癥護理規范，推出高流量吸氧、無創和有創機械通氣、俯臥位通氣等措施，重視死亡病例討論制度，確保科學救治，有效降低致死率，提高治愈率。
——邊治療邊研究邊總結，不斷完善診療方案。在對前期醫療救治工作不斷分析研判總結的基礎上，先后制定2版輕癥管理規范、3版重型危重型病例診療方案，推出第五、六、七版全國新冠肺炎診療方案。其中，第七版修訂方案增加了病理改變內容，對臨床表現、診斷標準、治療方法和出院標準等進行增補和調整，有利于根據不同人群的疾病特點，更加精準地開展診療和救治，并把無癥狀感染者可能具有感染性、康復者血漿治療等新發現補充寫入。目前，第七版診療方案已被多個國家借鑒和采用。
——堅持臨床和科研相結合，加強藥物篩選和疫苗研發。積極推動科技攻關，篩選有效藥方，及時反饋療效，測試、研究、推廣法匹拉韋、磷酸氯喹、恢復期血漿等，特別是針對沒有特效藥可用的現實情況，以救治需求為導向，篩選出中藥“三藥三方”（金花清感顆粒、連花清瘟膠囊和顆粒、血必凈注射液、清肺排毒湯、化濕敗毒方、宣肺敗毒方）等臨床有效藥物，推動重組新冠疫苗和新冠滅活疫苗啟動臨床試驗，血漿治療、干細胞治療等技術實現突破進展，不斷完善診療方案，顯著降低了由輕癥轉為重癥的比例，患者治愈率從初期的14%提升到93%。
3、中醫藥以“治未病”、“辨證施治”、“多靶點干預”優勢全程參與
——中醫院、中醫團隊參與救治，中醫藥早期介入、全程參與，開展分類救治。中醫醫療隊整建制接管定點醫院若干重癥病區和方艙醫院，其他方艙醫院均派駐中醫專家。對輕癥患者實施中醫藥早介入早使用；對重癥和危重癥患者實行中西醫結合，中醫醫師全程參與救治方案制定等治療過程；醫學觀察發熱病人和密切接觸者服用中藥提高免疫力；對出院患者實施中醫康復方案。
——高使用率和高有效率的中西醫結合救治系統方案成為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臨床治療的一大特色。據統計，全國和湖北全省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中醫藥使用率和總有效率都超過90%。臨床療效觀察顯示，中醫藥能有效緩解癥狀，減少輕型、普通型向重型發展，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促進恢復期人群機體康復。
五、資源調配和物資保障
中國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建立抗擊疫情舉國體制，一方面，弘揚“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民族精神，集全國之力支持疫情重災區，把全國支援湖北和武漢抗擊疫情作為打贏“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的關鍵，統籌調配全國全軍資源為“主戰場”提供及時可靠保障；另一方面，在全國范圍內高效配置資源，優化組織生產，加強醫用物資和生活必需品應急保供，嚴厲查處各類哄抬物價和制假售假的違法行為，打贏后勤保障戰，為抗擊疫情奠定重要的物質基礎。
1、全國醫療人員馳援湖北
——展開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醫療力量調遣，以緊急“輸血式”支援緩解重災區醫療資源枯竭困境和壓力。全國醫護人員積極參與疫情救援工作，30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等共調派340多支醫療隊、42000多名醫務人員馳援湖北，與湖北當地醫務人員一起開展醫療救治，這是提高疫情重災區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的關鍵步驟。
——復制“汶川地震經驗”，進行“對口支援”和“軍隊支援”的成功實踐。集中全國資源全力支持武漢，協調全國各地資源以“一省包一市”的方式，對口支援湖北各地市，以“省包院”、“院包科”、“整建制接管定點醫院重癥病區”的格局，有效解決當地醫療資源和救治需求之間的突出矛盾。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多種方式組織醫療支援，除派出4000多名醫護人員馳援武漢、空軍出動運輸機緊急運送支援物資，還承擔武漢新建的專科醫院之一火神山醫院的醫療救治任務；全軍63所定點收治醫院、1萬余名醫護人員投入一線救治。
——集中全國專家資源，對防控、診療、救治進行全鏈條指導。全國頂級呼吸病學和重癥醫學專家會聚武漢，在疫情初期即介入診療工作。在中央指導組協調下，由權威院士帶隊的專家團隊第一時間赴漢，在定點醫院開展巡診巡查，規范診療流程，協助湖北武漢及全國加強復雜危重癥的會診和救治，同時積極探索新藥物、新療法，及時將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法納入到診療方案，推廣到全國救治工作中。派出國家醫院感染管理專家組，在湖北、武漢直接指導醫療機構，加強醫院感染預防與控制，開展崗前防護培訓，增強醫護防護安全。
2、大力加強醫療物資生產供應和醫療支持服務
——推動“復產”和“轉產”，日產能產量迅速達到高峰。依托完備的工業生產體系，醫療企業克服工人返崗不足等困難，以最快速度恢復醫療用品生產，最大限度擴大產能。有條件的企業迅速調整轉產，生產口罩、防護服、消毒液、測溫儀、醫療器械等物資，有效擴大了疫情防控物資的生產供應。在較短時間內，包括一次性醫用口罩、醫用外科口罩、醫用KN95口罩在內，全國口罩日產能產量超過1.1億只；一次性醫用防護服日產能超過150萬件；手持式紅外測溫儀日產能達40萬臺；試劑盒日供應量在3月初達到近35萬人份。同時，暢通供應鏈條和物流渠道，建立聯保聯供協作機制，源源不斷地把各地支援物資運到湖北。在一個月時間內，醫用防護服日調度供應量從2.1萬件增加到27萬件，KN95口罩日調度供應量從7.2萬只增加到56.2萬只。
——增強技術手段支持，在服務公眾同時減少醫院交叉感染。普遍開展遠程問診、專家直播、醫療培訓等服務，充分運用遠程可視醫療系統和基于5G網絡的AI輔助手術設備，既部分解決了疫情期間公眾其他疾病的就醫需求問題，同時也最大限度地防止了醫院交叉感染。國家衛健委下發系列技術文件及相關要求，規范防護用品使用方式和防護流程，落實醫院區域設置、呼吸道疾病“三區兩通道”等原則，大幅降低醫務人員感染率，實現4萬多名援鄂醫務人員“零感染”。
3、統籌協調生活物資保障
——中央政府聯動協調，確保重要生活物資供應充足。國務院多個部委統籌，保障全國特別是湖北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存儲及價格穩定。依托省際聯保聯供協作機制保障貨源，開辟“綠色通道”；投放中央凍豬肉儲備和擴容“特價蔬菜包”；緊盯“南菜北運”生產大省，增加“菜籃子”產品生產；啟動“保價格、保質量、保供應”系列行動，組織緊急物資運輸隊伍，使得湖北省、武漢市長時間居家隔離措施得以順利實施。
——物資配送納入社區服務，保障生活用品安全及時送到居民家中。武漢市社區采用網格化管理，打通生活物資配送從商超到小區的“最后一公里”，直接送貨入戶，保障日常生活補給，通過無接觸配送方式，將經過檢疫、符合防疫標準的蔬菜直送社區，解除了隔離中居民的生活保障和防疫安全之憂。
——充分運用互聯網技術，全面普及“無接觸消費”。先進的互聯網+物流配送、電子商務平臺保障了疫情期間全國物資訂購配送支付的全部環節，民眾通過手機完成線上購買、線下收貨，物流快遞通過物業托管、固定點交接、自提柜寄件等方式配送，避免了去超市、商場、農貿市場人群聚集帶來感染風險，貨源、資金、運輸、交付等整個產業鏈在互聯網基礎設施下如同齒輪般運作，實現商品銷售無現金支付、物流配送零接觸交付。
六、指揮體系和戰略方針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領導、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領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打響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展開“阻擊戰”、“總體戰”，以集中統一高效的“準戰時”領導指揮體系和因時因勢制定的戰略策略，為中國抗擊疫情提供了堅強領導、根本遵循和科學指引。
1.最高領導決策機制和根本戰略方針
——最高領導人統帥，加強對抗擊疫情的集中統一領導。抗擊疫情作為“頭等大事”擺上黨、國家和軍隊最高領導人最重要工作議程。在兩個多月時間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連續主持10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3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外事工作委員會等會議，從不同角度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明確要求；成立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任組長的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并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領導下開展工作，向疫情嚴重地區派出中央指導組，以“戰疫體制”全面加強疫情防控工作的統一領導、統一指揮、統一行動。習近平聽取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和中央指導組匯報，主持召開視頻會議直接面向全國十幾萬干部進行動員部署，在北京就醫療救治、防疫科研攻關等進行考察，親臨武漢一線視察指導，時刻跟蹤疫情動態和防控進展，就抗擊疫情及時果斷作出重大決策，每天都作出重要指示，進行全面系統的戰略部署。
——設立總要求總目標，確立抗擊疫情總體戰略格局。疫情初始，黨中央審時度勢、綜合研判，及時提出“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總要求，明確了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總目標，把堅持全國一盤棋、統籌各方面力量支持疫情防控作為重要保障，把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作為關鍵著力點，把武漢和湖北作為“全國主戰場”，對其他省份分類指導，嚴守“四道防線”，確立打贏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形成全面動員、全面部署、全面加強疫情防控的戰略格局。同時，把疫情作為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針對短板不足，徹底排查整治，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跟蹤分析、準確把握疫情防控新挑戰，在每個關鍵點提出適應階段性變化的針對性指示。在抗擊疫情之初，果斷決定湖北對人員外流實施全面嚴格管控，最大程度遏制疫情擴散，把湖北和武漢作為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和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決勝之地”，確保“內防擴散、外防輸出”，指出“武漢勝則湖北勝，湖北勝則全國勝”，要“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集中患者、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救治”，對確診者應收盡收、對疑似患者應檢盡檢、對密切接觸者應隔盡隔，“與時間賽跑、與病魔較量”，把醫療救治工作擺在第一位，在科學精準救治上下功夫，盡最大努力防止更多群眾感染，盡最大可能挽救更多生命。把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為突出任務來抓；指出抗擊疫情有“醫院救死扶傷”和“社區防控”兩個陣地，要緊緊扭住社區防控和患者救治“兩個關鍵”；要求防控疫情斗爭“疫情防控”和“科研和物資生產”兩條戰線要相互配合、并肩作戰，把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關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向科學要答案、要方法”。隨著疫情形勢變化，指出要保持頭腦清醒、慎終如始、善作善成，不麻痹、不厭戰、不松勁，針對境外疫情加速擴散蔓延，逐漸把重點放在“外防輸入、內防反彈”上來，抓緊抓實抓細常態化防控，不讓來之不易的持續向好形勢發生逆轉。
2.高效執行機制和全面應對措施。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認真貫徹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全面落實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疫情防控要求，協調解決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緊迫問題，進行及時全面的具體安排。一方面，統籌32個政府機構，協調防疫、經濟和民生三者關系，調集全國各類資源支援重災區，包括財政支出、基本建設、醫療人力資源、科技人員、醫療防護設備物資、交通運輸保障、供電供氣、醫院污染物處理、城市食品日用品供給等。另一方面，統籌其他地區防控工作，啟動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對人口流動大省大市加強指導支持，提前部署延遲開學、靈活復工、錯峰出行、擴產增能，以具體措施落實“外防輸入、內防擴散”，并適時推動企業復工復產。同時，鼓勵群眾通過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臺反映抗疫問題線索，及時核查督辦、改進工作，要求不得瞞報、漏報、遲報疫情信息。
——中央指導組作為“前方指揮部”，直接指導督導疫情重災區抗疫工作。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任組長，由11位部級領導干部和多位院士及專家組成的中央指導組，1月27日赴武漢，以戰時指揮方式和爭分奪秒的戰時狀態加強防控一線工作，針對初期底數不清、收治緩慢、管控不力等問題多次明察暗訪，35次就醫療救治進行專題研究，23次到醫院實地考察，提出“注重關口前移、統籌重癥輕癥、科學精準施治”的總體思路，著力“源頭防控、患者救治、物資保障”“三個工作重點”，打好“拉網排查、集中收治、清底排查”“三場攻堅戰”，確立定點醫院、方艙醫院、隔離點梯次布局的應急防治網絡，確保隔離、收治、轉運及物資配送、后勤保障等各個環節有序銜接，批轉社會反映的2萬多條問題線索至省市核實解決，就醫療救治和疫情防控措施落實情況進行檢查督導，有效整合醫療等各方面資源，提高聯合工作效率，增強一線抗疫力度和信心。
——各地成立由黨政主要負責人掛帥的領導小組，確保中央部署全面落實到位。各地黨委政府把抗擊疫情作為頭等大事，落實“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要求，堅持守土有責、守土擔責、守土盡責，根據當地疫情具體實際，確定并發布和調整疫情防控應急響應等級，履行屬地管理責任，組織地方防控救治和排查檢測，對途經疫情嚴重地區進入本地人員嚴格落實居家隔離或集中隔離觀察要求，加強信息登記和健康管理，準確統計疫情數據信息并及時上報協調機制匯總。同時，落實“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菜籃子”市長負責制，抓好生活必需品生產供應。
習近平主席指出，事實再次證明，人類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國際社會要堅定信心、齊心協力、團結應對，攜手贏得這場人類同重大傳染性疾病的斗爭。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國始終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及時發布疫情信息，從1月初即開始向世界衛生組織、美國等有關國家和地區組織以及中國港澳臺地區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舉措，毫無保留地與世衛組織和國際社會分享防控救治經驗，加強聯合科研攻關，并盡力提供對外援助，與有關國家建立雙邊聯防聯控合作機制，積極推進疫情防控國際交流合作，為維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盡責，并通過做好本國抗擊疫情為阻止病毒蔓延作出貢獻。中國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專家考察組以及世衛組織總干事和首席科學家等人士均認為，中國采取的“歷史上前所未有”、也是“最勇敢、最靈活、最積極”的公共衛生應對措施，在阻斷病毒人際傳播方面取得明顯成果，為國際科學界和國際社會共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專家意見摘要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們疫情防控策略是很正確的。早期實施上游堵截，把武漢傳染源截斷，在全國開展群防群治，后來上升為聯防聯控。什么叫聯防聯控？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四早”：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這在中國是成功的。在重視醫療的同時，也注意總結規律，比如它有哪些臨床特點，哪些藥可能有效，這些對全世界都有很好的指導作用。經過艱苦努力，現在我國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效，這非常不容易。
—— 鐘南山 中國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學專家
各部門聯防聯控、各省區市啟動一級響應機制；按照甲類傳染病管理新冠肺炎，有效發現、控制并隔離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武漢封城是黨中央的英明的決策，防止了疫情在全國其它省份的大規模蔓延。動員全國4萬多醫務人員去武漢和湖北參與病人救治，是前所未有的大調動。通過聯防聯控機制，在醫療的設備、耗材、試劑、藥物等方面給予了保障。這次中國為世界樹立了聯防聯控、集中救治的典范。
—— 李蘭娟 中國工程院院士、傳染病學專家
第一批方艙醫院三兩天的時間就提供了4000多張床位，后來很快增加到1萬多張床位，這樣就把之前收不進來的病人全收進來了。另外方艙醫院只收輕癥病人，他們不再去擠占正規醫院的床位了，一下子把輕癥病人的隔離問題解決，同時把危重病人的救治問題解決了。
—— 王辰 中國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學專家、中國醫科院院長
武漢封城，避免了疫情向外擴散。全國性的嚴格的社區管控和居家隔離措施，也避免了疫情的進一步擴散。全社會在這種特殊情況下的社會治理是很成功的，包括公安的治理、交通的管制、生活物資的保障等。
—— 董家鴻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臨床醫學院院長
近年來中國的基礎研究實力不斷增強，為這次疫情的防控作出了特別大的貢獻。基礎研究的增強，保證了疫情暴發初期就能迅速獲得病毒信息、啟動試劑盒的生產，并在第一時間把試劑盒和病毒的相關信息分享給全世界，幫助其它國家盡早應對疫情，這也是中國對世界的最大貢獻之一。
—— 陳建國 華中科技大學副校長、同濟醫學院院長
信息的及時分享至關重要。透明、公開是最好的抗疫良藥！所以，我們堅持最大程度的公開：不僅湖北每天都有一場發布會，國新辦和聯防聯控在北京還各有一場發布會。也許我們不一定能立刻打敗所有的謠言，但必須一直保留這樣公開的“窗戶”，那就是官方的、權威的、每天滾動召開的新聞發布會。大家都戰斗在阻隔和救治的一線，還要兼顧持續的信息公開，其實并不容易。但是，再難也要堅持開發布會，再不容易也要開好發布會，讓真相傳播、讓群眾放心、讓世界共享，這些都是中國的始終不懈努力。
—— 董關鵬 國家衛健委新冠肺炎專家組成員、中國傳媒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
第一時間建立了準戰時的最高決策領導工作體制。由中央政治局及常委會會議作出重大決策，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領導下開展工作。向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派出指導組，負責推動湖北省全面加強防控一線工作。
—— 胡鞍鋼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
通過一套高效的垂直系統有效地施行“隔離”與“封城”的策略是取得成功的關鍵。在疫苗出來以前，“隔離是唯一有效的抗疫措施”，民眾對這一點基本已經形成共識。
—— 黃益平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四應四盡”的措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加速建設一批方艙醫院和征收改建一批定點新冠肺炎重癥救治醫院，改變了以前“人等床”的現象，實現了“床等人”的目標，做到了“應收盡收”，有力控制了傳染源。
—— 唐洲平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光谷院區）副院長
在這次新冠肺炎治療的過程中，中醫藥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經過方艙醫院和定點醫院的實踐發現，中醫藥加西藥的綜合治療能有效加快患者的康復，減少輕癥向重癥的轉化，加快核酸的轉陰速度，價廉效優。
—— 汪洋 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隊長
對確診危重癥病例及時救治，我們開展了各類高風險、高危治療技術。比如實施了氣管切開術、ECMO建立、轉運ECMO危重患者、床旁CRRT等，有效降低了致死率。針對無癥狀患者、輕癥患者和普通型癥狀患者個性化設計治療方案，醫療隊建立醫囑、病歷、診斷一體化的業務平臺，與同濟總部專家等進行遠程會診，支撐患者分級、精準治療有序開展。
—— 王燕森 中日友好醫院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領隊
應急科普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圍繞“防疫病、防恐慌”，科普專業平臺，各大主流媒體和商業新聞平臺面向全國公眾開展了大量提高科學認知、科學防治的科普宣傳。鐘南山、李蘭娟、張文宏等一線權威專家積極發聲，用事實、用細節、用科學說話，分析疫情形勢，讓真相“跑贏”謠言，有力增強了整個社會對疫情的防控意識，以提高公眾科學素質為基礎，倡導加強科學消殺，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風，提升每個人的防控能力。
—— 王挺 中國科普研究所所長、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副理事長
發揮了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尤其是社會組織領導者、志愿者、社會工作者等社會力量全力支持政府共同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擴散。主流媒體的及時報道也有效確保信息公開透明，穩民心，增信心。
—— 黃浩明 深圳國際公益學院代理院長
中國的治理具有很強的社會動員能力，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全民居家抗疫，每個人都為抗疫做出了貢獻，被國際社會高度贊揚。
—— 賴先進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中國政府的快速動員能力很強大，關鍵時刻發揮了政府“看得見的手”的作用，特別是在疫情期間對抗疫物資的生產上。政府積極組織協調企業生產，根據公共安全風險進行調配，很好地避免了單純市場化哄抬防疫物資價格的投機行為。
—— 李義平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中國近幾年的社區建設成果在此次抗疫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是防控的第一線。部分地區在過去社區建設成就的基礎上，進行了不少創新。由此形成的優秀防控經驗成功推廣到了全國各地，其中包括綠碼、社區互動等。
—— 劉金龍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們的統計分析發現，中國快速采取堅決措施阻止病毒蔓延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如果不采取封城措施，其感染人數有可能超過現在的10倍。在沒有新冠病毒有效預防手段和治療技術的時候，堅決并盡快切斷感染源是首要措施。所以，封城措施是各種可能有效的手段中，首先應當選擇的措施。
—— 周瑋生 日本立命館大學政策科學部教授
（國家）有強大的制造業基礎為支撐，能夠及時做出調整，多個行業都集中投入到抗疫所急需的重要醫療物資的生產中，特別是口罩、消毒液、呼吸機、防護服、面罩等。中國所擁有的世界上最齊備的制造業全門類生產鏈條，在關鍵時刻起到了關鍵作用。
—— 王磊 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金磚國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針對疫情，早檢測、早發現和封閉管理是中國最行之有效的措施。
—— Swaran Singh 印度新德里尼赫魯大學教授、北京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三個步驟是繼續廣泛監測局勢；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和信息技術，包括二維碼，來預判哪些地區容易增加感染案例；向公眾提供簡單清晰的指示，讓人們在危機得到控制之前清楚應該如何行動。
—— Asit K. Biswas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客座教授
中國抗疫成功的核心是每個家庭承諾待在家里進行隔離，并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 Mario Cavolo 意大利裔美國自由撰稿人和評論員
中國應對疫情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是決定將其提升為一項國家協調機制的政策。這確保了所有指令如隔離能夠被統一執行和貫徹。此外,出臺的其他政策也有效地將公眾恐慌和經濟損失降到了最低。
—— Thomas DuBois 北京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員
中國政府對公眾進行了疫情的廣泛科普傳播，人民也勇敢地承擔起了社會責任，拯救了自己、切斷了病毒的傳播。
—— Yasir Masood 中巴經濟走廊卓越中心媒體總監、伊斯蘭堡國際關系分析師
非洲人民和中國人民都知道，團結和國際合作是戰勝疫情的最強大武器。
—— Gert Grobler 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南非前駐日本大使
鳴 謝
本報告在撰寫過程中，得益于以下人士的支持與建議，報告課題組在此表示誠摯的感謝。
以下中文名按姓氏筆畫為序，英文按首字母為序
特別感謝
王 辰 中國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學專家、中國醫科院院長
仝小林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
李蘭娟 中國工程院院士、傳染病學專家
鐘南山 中國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學專家
黃璐琦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
董家鴻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臨床醫學院院長
王 挺 中國科普研究所所長、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副理事長
王 振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副院長
王 涵 興業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王 瓊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王 磊 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金磚國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王靈桂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首席專家兼常務副理事長
王維佳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王燕森 中日友好醫院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領隊
毛永輝 北京醫院腎內科主任
史浩穎 曜影醫療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朱同玉 上海中山醫院副院長
朱安東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
劉 影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研究員
劉東超 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劉遠立 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劉志彪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理事長、院長
劉金龍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劉曉光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教授
池 慧 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信息研究所所長
孫壯志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所長
李義平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李燦東 福建中醫藥大學校長
吳建剛 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研究員
汪 洋 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隊長
張 偉 江西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院長
張建平 商務部研究院區域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張煥波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所副所長
張鵬洲 中國傳媒大學互聯網信息研究院院長
陳文鑫 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副所長
陳爾真 上海第三批援鄂醫療隊領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副院長
陳向陽 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所長
陳建國 華中科技大學副校長、同濟醫學院院長
周瑋生 日本立命館大學政策科學部教授
周呈思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后
胡必亮 北師大一帶一路學院執行院長、教授
胡鞍鋼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
荊林波 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院長
高善文 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唐洲平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光谷院區）副院長
黃月琴 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黃益平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黃浩明 深圳國際公益學院代理院長、教授
黃群慧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眭紀剛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
韓永輝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博士生導師、珠江學者
董關鵬 國家衛健委新冠肺炎專家組成員、中國傳媒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
程慧健 江西省疾控中心主任
賴先進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Asit K. Biswas,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客座教授
Cecilia Tortajada,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高級研究員
Denis Simon, 昆山杜克大學執行副校長
Geeta Kochhar, 新德里尼赫魯大學助理教授
Gert Grobler, 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南非前駐日本大使
Harvey Dzodin, 中國與全球化中心高級研究員
Hiria Ottino, 太平洋-中國友好協會主席
Hisham Abu Bakr Metwally, 埃及貿易和工業部首席經濟員
Humphrey P.B. Moshi, 達累斯薩拉姆大學經濟學教授、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Juan Diego Zamudio, 圣地亞哥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
Mario Cavolo, 意大利裔美籍自由撰稿人和評論員
Oriol Caudevilla, 巴塞羅那自治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Swaran Singh, 印度新德里尼赫魯大學教授、北京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Thomas DuBois, 北京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復旦發展研究院訪問學者
Tim Summers, 查塔姆學會亞洲項目(香港)高級研究員
Yasir Masood, 伊斯蘭堡國際關系分析師、中巴經濟走廊卓越中心媒體總監
